天安国汇网球文化遗产研究专题课程：探索中国文化遗产的个性特点

来源：低调看直播 2024-06-18 12:2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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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描述

课程：研究生课程《文化遗产研究专题》

主讲人：杜小帆教授

课程目标：研究文化遗产价值体系；分析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与趋势；学习和借鉴各种有效的国际经验和做法；了解世界遗产保护的趋势并分析对策；探索和掌握中国文化遗产的独特之处。

介绍

张旭

复旦大学文博系2021级博士生

近代上海，从第一批犹太商人的到来，到二战结束后欧洲犹太难民的离开，经过百年的历史活动，提篮桥留下了各种形式、各种功能的犹太遗址和特色建筑。二战期间，有600多万犹太人惨遭杀害，但生活在上海的犹太人却大部分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在这段艰难的时期，犹太人与当地居民和睦相处，共同克服困难。

不同于揭示提篮桥历史文化区的政治历史意义，唐静秋试图以民国报刊、文史志、回忆录等为载体，挖掘当时居民的生存环境和生活经历，并基于居民经验的维度，构想提篮桥地区在当代社会的建构与转型。

《日常生活与乡愁：晚清民国时期的提篮桥生活区》书名虽然只有寥寥数语，却将提篮桥的日常生活拉近了历史的场景，勾起了读者对提篮桥往事的好奇；携带祭品的香客、各式各样的店铺、现代化的电影和剧院，传统与现代并存；善良、正义与信任超越文化界限，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居民都在这里坚守生活的希望；当然，提篮桥的日常生活也充满着艰辛、贫穷和危险。这一切在唐静秋的笔下都活灵活现，动荡与警醒，非凡与平凡，一如我们生活的节奏。

提篮桥街道的纪念馆和历史建筑，让人们回忆起那段互帮互助的历史岁月。如今，城市的快速发展，正在连根拔起人与邻里的感情。当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随着时间的流逝被抹去，还有多少人能鼓起怀念过去的勇气？然而，人们此前赋予这些遗产的具体情感，一旦沉淀为过往的记忆，也将随之消逝。无论是历史的沉淀，还是随波逐流的怀旧，保留至今的提篮桥街道，一方面丰富了我们对上海这座现代化城市的认识，而这段过去也成为我们现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正如文章所说，“我们对待过去的方式，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对未来的思考。”这份有限而珍贵的文化遗产，可以开拓我们无限的精神空间。遗产不会阻碍城市的崛起，反而会让我们由衷地敬佩这座城市的开放与包容。

日常与怀旧

清末民国时期的提篮桥生活区

唐静秋

复旦大学历史系2021级硕士生

犹太难民的诺亚方舟、“远东第一监狱”遗址、现代租界的另类区域……多重标签的叠加、多种文化的融合，让提篮桥成为上海一道特殊的风景线。但这些标签对于这里的居民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们如何生活，是否有着特殊的生活体验？当我们讨论历史文化街区、文化传承时，这种物质性的保存与作为主体的民众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区域的文化因为广大民众的日常生活而不断生长、久远延续。但已有研究更多的是关注提篮桥的空间规划、街区变迁、历史文脉，而很少关注安静地生活在这一区域的普通居民。因此本文拟基于民国时期的报刊、史料记载、回忆录等资料，还原重重标签掩映下的居民的生活环境与体验，尝试从居民体验的角度去思考提篮桥街区的建构与变迁。

▲民国时期的《大公报》、《申报》

居民日常空间与生活

据记载，提篮桥始建于清嘉庆年间，是一座横跨下海浦的木桥。据说当时木桥附近有一家竹器店，以卖竹篓、竹简闻名，人们便把这一带称为提篮桥。又据说当时附近的下海庙人气旺盛，香客络绎不绝，其中多为妇女，手提装有香烛等供品的竹篓过桥，因此得名。[1]可见，民国以前的提篮桥是一条自成体系、自成网络的街道，人流熙攘，生活富足。

▲《上海市虹口区地名志》“虹口区河流桥梁图”，其中有下海庙、提篮桥、下海庙大桥、下海浦（图片来源：网络）

▲ 1884年《上海县租界全图》中的虹口区（图片来源：网络）

▲ 1918年《地图》中的“嘉”（虹口街）（图片来源：互联网）

民国时期，提篮桥一带位于公共租界边缘，犹太难民开设了各种小店、摊位，舟山路作为这一带的商业、文化娱乐中心，有“小维也纳”之称，霍山公园一度成为他们最喜爱的休息场所。著名的提篮桥监狱前身是1901年工部局设立的“远东第一”华德路监狱。监狱通常都建在城市偏僻的地方，这也间接说明当时提篮桥处于上海的边缘地带。监狱的存在也使这一带被投资者遗忘，加剧了提篮桥、虹口在上海城市发展中“下角”的地位。[2]在当代人回忆老上海风俗的笔下，曾提到“上海人至今还有一句骂人的话：‘此人迟早要到提篮桥去啊！’” 意味着这个人迟早会被判入狱。‘提篮桥’这个地名，在某些场合，已经成了‘监狱’的代名词，就像‘赤柱’之于香港一样。”[3]

▲ 20世纪40年代，舟山路与霍山路交叉口向西北望去，是犹太难民居住的街区（图片来源：网络）

▲ 早期英国人建造的提篮桥监狱。左右滑动查看更多（图片来源：网络）

▲ 今日提篮桥监狱鸟瞰图（图片来源：网络）

李欧梵的《上海现代性》为我们勾勒出了一个受到物质现代性和西方文化影响的现代上海；而卢汉超的《霓虹灯外》则带领读者走进一个完全相反的上海，在棚户区和石库门的一角，静静地维持着朴素的传统生活。这让我们看到城市内部多元生命的共存，以及世界的悬殊。而生活在这样一个华人与外国人混杂、被公众以有色眼光看待的地区的人天安国汇网球，自然属于后者。1946年提篮桥派出所的调查，曾总结提篮桥居民的基本情况和构成。报告将这一地区定义为“东至大连路，至沙井河，南至黄浦江，北至虹口镇，总面积10平方公里”。此地人口人，其中男性79704人，女性62841人，编为48个保996个家。外籍居民12900人，分28个民族，主要有无国籍和无国籍犹太人、白俄罗斯人、波兰人和匈牙利人。华侨居民大多从事工商业。从事工业的有33000多人，占全区总人口的七分之一以上；从事商业的有23000多人，约占全区总人口的七分之一。公务员有1750人，无业居民有7000多人。本区内上流社会和富商寥寥无几。过去，盗窃案件频发，抢劫、恐吓案件屡见不鲜，但自从警方积极介入治安工作后，情况有所好转。[4] 虽然该地区的实际人口构成和治安状况随着不同阶段政治社会环境的变化而有所不同，但从中可以看出该地区的一些特点：这里的居民大多是贫民窟居民和穷人，大多从事第二产业的工商工作以养家糊口；外籍侨民主要是东欧人。不同国家人士的集中，加剧了该地区市政管理的复杂性。加之该地区人口整体知识水平和素质不高，成分复杂，因此治安秩序不稳定，环境也不够整洁美观。当地一位居民在报纸上专门批评了这里的街道卫生。他指出，每天早晨，通往提篮桥的必经之路人行道上堆满了垃圾，苍蝇四处乱飞，恶臭异常。此外，此段街道自被敌伪破坏后，路面凹凸不平，每逢下雨天积水较多，行走十分不便。[5]

▲ 20世纪20年代的黄浦江口（图片来源：网络）

▲ 下海寺的市井生活，永进报刊1933年第7期，第155页（图片来源：网络）

和上海许多普通的街巷一样，住在提篮桥不会觉得不寻常。虽然那里是个好人坏人混居的地方，生活并不富裕，秩序也不是特别安全，但这也是当时大多数普通人的生活。后来家喻户晓的电影明星胡蝶就出生在这个朴素的地区。据她回忆，1908年，她出生在提篮桥颐和码头附近的“上海市提篮桥福庆里一弄第三号房子”的一间小小的“坊”里。当时，一间“坊”由十几二十间相连的房子组成，每间房子可以容纳一户人家或多户人家。[6]1914年，外洋泾桥至提篮桥的7路有轨电车和提篮桥至杨树浦的8路有轨电车开通，大大方便了这一带的交通。[7]

由于人口众多，交往频繁，提篮桥一带商业发达，店铺种类繁多，生活场所配套齐全，有药店、酒楼、洋行、照相馆、学校、电影院、菜市场、银行、邮局……居民的生活、娱乐需求，这里都能得到满足。色彩斑斓的商号招牌、大大小小的店铺、熙熙攘攘的人群，都给这个不起眼的地方增添了烟火气息。1898年创立于惠山码头东侧的协兴粥店，20世纪初创立于霞海寺两侧的仁和兴药材店、元昌糕饼店等，都是历史较早、历史悠久的商业；安国路的旧货市场、舟山路的农贸杂货市场等，规模也颇大。此外，还有东海、百老汇、伟星等影剧院和休闲娱乐场所。 [8] 人们在喧嚣中享受着相对便捷的生活，在忙碌了一天之后享受片刻的惬意。

▲《旧上海商业指南》里的下海寺及其周边（当时称河海寺）（图片来源：网络）

▲ 百老汇大厦与外白渡桥旧照（图片来源：网络）

▲上海市中心色彩缤纷的商业招牌和大大小小的店铺。左右滑动可查看更多（图片来源：网络）

地处租界边缘，一些洋行的开业，为普通民众的生活带来了一些西方元素。从《申报》中，我们可以看到过去一些洋行出租、拍卖或招揽生意的广告。如著名的麦边公司曾在提篮桥码头建造了华丽、翠丽两个码头仓库；[9]提篮桥舟山路15号开办的一家洋餐馆，因店主回国，刊登广告拍卖仓库用具；[10]位于提篮桥惠山路16号的陆毅世茂洋行也刊登了广告。 [11] 虽然没有具体的资料显示提篮桥当地居民如何在这些洋公司消费，且根据提篮桥居民的经济状况可以推断他们应该不是这里的常客，但这些洋公司建筑的矗立、精美的外观以及西式生活的展示或许也给共享同一空间的当地居民带来了对于西方现代性的宏观感知与想象。

▲ 提篮桥的各式外商企业。左右滑动查看更多（图片来源：网络）

电影、剧院是这一生活区标志性的娱乐场所。长江剧院位于提篮桥平凉路16号。[12]开业当天，1927年9月7日《申报》刊登广告，剧院宣传：“剧院建筑宏伟，座位价格低廉，交通极为方便。”开业之初，剧院推出赠送半价券的促销活动，以吸引顾客。[13]此后，剧院放映了《西游记》、《花儿的血泪》、《花侠十指连心万丈》、《银枪贼》等多部电影，多为地方传奇题材。票价一般在5角以下，还经常推出一些优惠活动吸引观众，如凭电影票赠送一包香烟等。东海剧院地处犹太移民居住区，与犹太人生活紧密结合，曾作为宗教俱乐部使用。 [14] 由于是外国人开办，放映的电影多为西方爱情剧，广告往往强调出色的声光效果、新颖的服装、歌舞、编排和独特的情节，以激发观众的兴趣。当然，这些剧目也针对中国观众，因此“本片有中文说明”[15] 通常是广告中的单独声明。

▲1929年2月1日东海剧场开业广告及位置图（位于东徐华德路茂海路11号，现海门路144号）。左右滑动查看更多（图片来源：网络）

▲ 19 世纪 90 年代虹口一角（图片来源：网络）

与提篮桥如今给人的印象相反，这里曾经是许多文化场所的所在地。《小生杂志》编辑部就曾设在提篮桥，周瘦娟、许卓岱、江宏教等上海著名作家都曾担任过名誉编辑。[16] 很多具有现代规章制度的学校也设在提篮桥地区，如轮船招商局航海学校、中国女子体操学校、华洋邮海关商学校等。以加强学生体质、培养强国精武精神为宗旨的精武体育会也因故迁至提篮桥。这里地势宽敞，可以举办足球、网球、田径等比赛，也可以举办游戏、军事演习、文学活动。[17] 学校和文化场所为何喜欢设在这里？我个人认为这也与这里曾位于犹太人聚居地和租界边缘有关。它们所展现出的西化、先进，与这些学校的理念非常契合。这也说明提篮桥并非是一个单一的小市民聚居地，也带有与之看似格格不入的现代、进步色彩。这里的居民生活在两种生活体验的交汇处。或许那些学校并非针对区内民众，但身处同一区域，难免会给作为观者的居民带来异质的体验。

▲上海著名作家周瘦娟（左）与许卓岱（右）（图片来源：网络）

▲上海精武体育协会。左右滑动查看更多（图片来源：网络）

日常交往中的国际友谊

与犹太难民生活在一起，通过日常接触和互动，当地居民与犹太人形成了融洽的关系。例如，提篮桥的一位小吃摊贩曾说，中国人和犹太人通常相处得很好，从来没有发生过冲突。犹太人很喜欢他的胡萝卜和土豆。他做生意时从不盲目出价，犹太人也不讨价还价。[18]

一位年幼时住在犹太难民隔壁的老太太回忆说，善于做生意的犹太人在巷子里开了一家面包店，因为面包是犹太人的主食，所以很多人都会来买。这种面包对于中国人而言非常少见，所以她小时候经常和朋友们到面包店里看看。[19]犹太女孩索菲亚回忆说，当时很多中国小朋友对外国小朋友很好奇，见到像洋娃娃一样可爱的她，总喜欢摸摸她金色的头发，有的甚至好奇地卷起她的袖子，捏捏她毛茸茸的胳膊。虽然存在着文化和语言障碍，但这群纯真的小朋友还是建立了真挚的友谊，经常在一起玩耍。[20]

▲ 犹太妇女与中国女孩（图片来源：网络）

▲ 犹太小孩与挑夫（图片来源：网络）

▲犹太夫妇与上海生煎（图片来源：网络）

人与人之间所拥有的善良、正义和信任，往往能超越文化的隔阂，结下感人的友谊。抗战时期，一位1927年出生的老太太住在一个犹太家庭的隔壁。当时，中国人生活困苦，常吃粗粮和豆腐渣，隔壁的犹太夫妇就常常用粗粮面饼来代替白米饭和面包。她小时候常常纳闷，犹太人为什么要吃粗粮，后来才明白，这是出于对中国人艰苦生活的同情。[21] 前面提到的那个小贩家庭，和犹太邻居的关系也很好，有时他们会在犹太邻居的女儿睡觉时帮她照看；小贩的妻子肚子疼的时候，另一个友善的犹太医生邻居也会主动帮助他们。[22]

在特殊时期，面对敌军轰炸和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紧急危机，华侨华人和犹太人也守望相助，表现出非凡的情谊。据《虹口区志》记载，1944年7月17日中午，美机轰炸了提篮桥地区的日军通讯设施。炸弹波及邻近的难民隔离区，导致大面积房屋倒塌，并引发多起火灾，许多居民被埋在废墟之中。灾难面前，华侨华人和犹太人守望相助，自发组织起来抢救伤员，给许多伤员带来了生命的希望。[23]

日常生活

1937年《大公报》刊登了一篇报道，详细记述了提篮桥棚户区贫民的悲惨生活。作者在亲身调查后天安国汇网球，痛心地感叹：

上海的繁荣天安国汇网球，是劳动人民辛勤劳动和汗水换来的。他们不怨天尤人，只顾辛勤工作，为人民服务。他们的报酬是贫穷、饥饿、寒冷，被人瞧不起和欺负。[24]

据记者观察，提篮桥及周边很多地区，棚户区密集分布着。这些棚户区大多结构十分简陋：有的用泥土砌成，四周用细小的木桩支撑；有的用石头砌成；有的用旧铅板钉住；有的甚至用一艘破旧的江船作为底层地板，四周都是草边，上面部分地面湿滑泥泞。这些贫困户大多是小贩、拾荒者、工厂工人、失业人员、乞讨者等，基本处于社会最底层。棚户区里除了一张简陋的床，什么也没有。用泥石块砌成的炉子只有一个锅洞，低矮的烟囱把草棚周围熏得黑乎乎的。床铺用两三块木板搭成，上面铺着一层凌乱的稻草，地面十分潮湿。早晨，天还没亮，起床吃完一碗稀饭后，无论男女老少，就出门打工了。午餐是卤菜豆腐萝卜汤，晚餐又是一碗稀粥。[25]

这些痛苦的观察，展现了提篮桥生活最贫困的一面。在最破败的街道上，有一群人在夹缝中挣扎求生，喧嚣和娱乐与他们无关，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让目前艰难的生活勉强维持下去。

▲清末：虹口街头骑人力车的日本妇女（图片来源：网络）

▲ 晚清•上海街头的店铺，从左至右：五金店、服装洗衣店、钟表店（图片来源：网络）

▲清末上海街头生活的市民（图片来源：网络）

提篮桥就像是一个人性的万花筒，各种各样的人日复一日地在这里谋生。西方人、犹太人、中国人；商人、街头小贩、乞丐和流浪者……1946年政府严打卖淫时，要求妓女必须持有执照，并规定新的妓院只能设在虹口提篮桥地区。[26]

提篮桥作为一个多种群体混杂的平民区，不仅有着丰富的生活体验，也酝酿着矛盾和危险。这里的街道经常被流氓和坏人占据，威胁着居民的安全。在提篮桥附近，村民被众多流氓敲诈勒索、殴打的新闻报道屡见不鲜。[27]由于该地区的成分复杂，妇女和儿童被绑架或失踪的事件也时有报道。

这里的骚乱和动乱也成为警方关注的重点，警方积极采取措施进行整治：整顿不守规矩的小贩；购置警车、设立巡逻亭加强治安；此外，警方还迅速果断地清剿了当时猖獗的岳州路匪徒。[28] 虽然提篮桥的日常生活中潜伏着不安与危险，但凭借居民自身的生活经验和相关机构的努力，正常的平静与秩序还是得以维持。

▲ 1948年，烟厂工会、中国兴康烟草公司位于霍山路376巷口。图为门口的几名小孩（图片来源：网络）

▲ 民国时期上海市中心的汽车租赁公司（图片来源：网络）

▲民国时期上海的街头小吃摊（图片来源：网络）

▲民国时期上海的修鞋铺（图片来源：网络）

怀旧之声：关于提篮桥片区延续的思考

城市的快速发展逐渐抹去了过去生活的痕迹，高楼大厦让破败的老房子变得突兀。团员们在提篮桥探访时，最让我感动的是几位在提篮桥地区生活多年的老爷爷，看到提篮桥即将被拆迁，他们不得不离开家园的悲伤。一位老爷爷感慨地说，离开这里他感觉自己没有家了，这里才是他的家。他还讲到身边很多老朋友在听说要拆迁后都病倒了。可见人与家乡的联系就像是印刻在灵魂深处的本能，背井离乡的无助感很难用物质来弥补。另一位受访者也说，第二天得知拆迁消息，他的父亲从楼梯上摔了下来。许多这样的答案让我们唏嘘不已，难忘的是第一位爷爷在我们离开时还不忘反复叮咛我们：“做这件事的你们一定要保护好这个！”

当我们谈起提篮桥，往往会立刻投射出一些刻板印象，比如监狱、犹太人收容所、黑社会角落等。但对某一方面的强调并非该地区的全貌，标签往往是固定的。人们的日常生活是一个流动的过程，那些被贴上标签的东西，正是这些人生活中需要面对的环境。提篮桥是一个复杂而多面的场域，过去人们用智慧在西方与传统、破败与繁华、稳定与混乱、各种关系之间积极调节，演绎出平凡却有力量的生活和人与人之间真挚而美好的友情。我想提篮桥之所以值得保留，除了多重的政治和历史意义，还因为它展现了一个与辉煌现代的南京西路截然不同的上海，呈现了朴素的市民生活体验，保留了完整的邻里文化。在市民自身生活体验的表达中，那些宏大的结构性话语悄然隐去，他们记住和关注的，依然是身边生活的碎片。那些快乐与失落是如此具体、平凡而又真实。

▲ 犹太难民收容所（图片来源：网络）

▲提篮桥监狱（图片来源：网络）

一个文化区之所以特别深刻，是因为人们看到之后，会产生无限的怀旧之情。过去、现在与未来在这一刻悄然触发了奇妙的联系，古老的建筑因人情的注入而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人们在对过去的回忆中，也能投射出对现代性的想象。我们对待过去的方式，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们对未来的思考。此外，我们还应该看到，人往往是街区的主体。比静态的建筑遗迹更重要的是人的感受和体验。他们需要什么？什么对他们有好处？我们的规划能给未来的游客带来什么？当人，而不是人创造的静态事物，被置于规划考量的首位时，我们所保护的遗迹、所展示的历史景点，才会具有真正的意义。

笔记

[1]朱勤浩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大全：上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9月，第165页。

[2] 单玲，《打造“海上方舟”：1990年代以来上海犹太难民纪念空间的生产：一个行动者网络的视角》，国际新闻，2019年第9期。

[3]孙淑芬著《海派风情》，学林出版社2009年12月版，第16页。 27.

[4]张仁友，《提篮桥分局近一年来的情况》，上海警察报1946年第3期。

[5]《街谈》，《大公报》（上海版），1949年7月20日，第7页。

[6] 摘自：同伴编辑部：《无与伦比的风采：民国名人的辉煌与落寞》，北方文艺出版社，2013年10月，第182-183页。

[7] 《电车路线的变更》，《申报》1914年6月23日第14859期，第10页。

[8]龚建兴，《重温旧上海的影子》，文汇出版社，2017年8月，第114页。

[9]《申报》1902年7月5日第10492号，第13页。

[10]《申报》1902年8月21日第10539号，第7页。

[11]《申报》1910年5月30日第13400号，第8页。